猿声今何在：长臂猿守护者的故事

景东的西黑冠长臂猿。左图是成年雄性，右图中棕色的是成年雌性，黑色的是幼年个体。黑冠长臂猿会变色，刚出生的时候是棕色的，幼年会变成黑色，雄性一生都会保持黑色，但雌性会在性成熟时变成棕色。拍摄：张兴伟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妇孺皆知的诗句告诉我们，在李白的时代，长臂猿的分布北及长江。然而，一千三百年以后，长臂猿在中国的分布却已经退守西南一隅，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猿声”只能停留在书本上了。如今，中国还分布有6种长臂猿：西黑冠长臂猿（Nomascus concolor）、东黑冠长臂猿（N. nasutus）、白颊长臂猿（N. leucogenys）、海南长臂猿（N. hainanus）、白掌长臂猿（Hylobates lar）和东白眉长臂猿（Hoolock leuconedys）。其中，白颊、白掌已多年不见踪影，东白眉只剩100多只；东黑冠蜷尚存100来只，蜷缩于中越边境，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不过十分之一；最凄惨的海南长臂猿，它的分类地位存在争议，很多研究者将其列为中国特有种，但至今仅剩23只，具繁殖能力的雌性只剩下三个[1][2]。

分布于中国的长臂猿中，看起来最不“凄惨”的是西黑冠长臂猿。它们还剩1000-1300只——要知道，“国宝”大熊猫还剩近1600只呢。这种长臂猿主要分布在云南中部的无量山和哀牢山。其中，分布于无量山上的西黑冠长臂猿景东亚种尚存87群（这里的群可以看做是以一个家庭为核心生活在一起的小群体）[3]，按每群平均5只算，应该有四百来只。

2013年12月底，果壳网编辑随野性中国的媒体营造访了云南普洱市景东县无量山大寨子保护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留存一个物种的尝试。

科学家：泥石流中死里逃生

黄蓓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女博士，研究长臂猿行为的。每天她都要赶在长臂猿起床之前赶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它们夜栖的树下，出发的时候，天光未亮。观察工作通常会持续到中午以后，长臂猿开始午睡。若是有特殊状况，她就会留在原地继续观察、记录。

走惯了山路，这些研究者能够和山民一样，矫健的在山间穿行。我们去的时候是旱季，路还算好走。若是雨季，他们打着伞也得去研究，茂密的树丛中虎视眈眈的蚂蝗、蜱虫、蚊子就更别说了。我问她，怕不怕被蜱虫咬了之后得乙脑什么的，她不太在乎，说这边山上人少，蜱虫传染疾病的几率不高。不过，黄蓓手上蚊虫叮咬、植物划拉留下的疤痕已经足以说明山中生活的艰难。

正在工作的黄蓓。她正在整理的植物，是长臂猿的食物。拍摄：Greeny

有时候，在山里做研究是要拿命来拼的。2007年6月，连续10多天大雨的冲刷，浇酥了保护站后方山坡上的一片荒地。那天晚上，黄蓓和另外两名当地的保护工作者正在保护站休息。午夜时，随着一声巨响，滑坡的泥土汇成泥石流，瞬间淹没了保护站，击碎窗户冲进一楼黄蓓的营房，冲散了她的床架。幸甚，保护站的建筑质量还挺好，房屋没有被冲垮。很快营救者拿着斧头砍开了铁皮木门，将受困的黄蓓给救了出来。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幸运，当地有三位村民死于这次灾害。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保护者们在那片山坡上种上了树。六年过去了，小树苗已经成了树林。但保护站的房屋上依旧有近一人高的泥土痕迹，诉说着那次死亡的考验。

面对泥石流，受伤可能比灾害本身更为可怕——当地的交通实在是太糟糕的，一旦受伤抢救就成了难题。在保护站和山下公路之间，有一条土路，最宽的地方刚容许两辆车减速会车。土路蜿蜒，许多地方仰角超过了30度，一般的车根本走不了。可就这样一条路，还是前年才修成去年刚扩宽了的。2007年春节，黄蓓的爸妈从南京赶到大寨子保护站，在山上过了个春节。残破的山路让她妈妈吐了一路。但让她妈妈最难过的，或许是女儿脚底磨出的厚厚的一层老茧。

我问黄蓓，苦不苦，想不想回到城市里工作。她说，自己隶属于昆明动物所，本来就是在昆明市工作，只不过是经常需要到山里来，在各个保护区内跟踪长臂猿收集数据而已。她的师兄、导师们，都是这样工作的，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么些年来，研究者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守望着长臂猿。他们大致搞清楚了西黑冠长臂猿的习性、鸣声特点，了解了它们的食谱，摸清了它们的分布与数量，积累了大量的文字、影像资料。

管理者：偷猎现象时有发生

景东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境内有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1980年代末保护区成立以来，它们都归属云南哀牢山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理局（以下简称两山管理局）管辖。近二十年间，两山管理局都由老局长张兴伟管理。

图右为张兴伟，图左为景东的一位老民歌手，他的故事请点击：“阅读原文” 拍摄：Greeny

张老局长今年68岁，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转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管理这两个保护区。1987年，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为保护区勘界。当时，他带着最初的十几名员工对着地图，花了四十多天，围绕着两座保护区完整的走了一整圈。走完之后，他们才发现困难在后头。

勘界就得给下界桩。这些人带着林业局的砍伐证，砍了木头下桩。可他们前脚埋下界桩，后脚就被当地人给拔了。原来，当地人误以为他们要独霸这里的山林，所以偷偷搞了“破坏”。了解到这一点后，张兴伟一行人改变了策略，把木头界桩改成了水泥桩，还做了105块水泥宣传牌。下桩时，宣传牌要立到交通沿线，管理局的员工也要到村里去解释，告诉村民他们的工资是国家给的，不靠砍树赚钱，建立保护区是为了保护青山绿水云云。只靠言语，自然不能说服山民。随后的几年，保护区证明了自己不是圈地砍树，这个误会才算是消除了。但如何向当地贫困的山民宣传自然保护、宣传保护区的存在价值与政策依旧是个麻烦事儿。几十年来，两山管理局收缴了几千条枪，不允许打猎，也不允许进入保护区采药、砍柴，自然是会与一些山民有不少矛盾。2012年4月，两山管理局抓获了5名进山盗采物资的山民，缴获重楼30多斤、斗莲8珠、蜜蜂1窝，最终5人被送交派出所教育[6]。

近几年云南的大旱，让当地人意识到了保护区的重要性。旱情严重的时候，很多地方连人畜饮水都无法保证。但这两个保护区附近的地区，虽也收到旱情牵连，却始终不严重。长臂猿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如果没有稳定又多样性高的森林，它们必然不会存在，而这样的森林，对于保障水、土作用很大。

退休之后，张兴伟“改行”成为了一名生态摄影师。他的这张照片，获得了首届云南生态保护摄影大赛野生动物、植物组金奖。

可这些给当地人带来好运的长臂猿，却依旧受到偷猎的威胁。

西黑冠长臂猿的繁殖能力算不上差。曾有人对保护站周围的大寨子亚种群做过模拟计算，如果没有偷猎，这个亚种群在100年内绝不会灭绝，并且很快能达到环境能容纳的最大数量。但假使每年有1只成年雄性和1只成年雌性被猎杀，该亚种群就会在78年内灭绝[4]。因此，防止偷猎成了保护区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人闲扯的时候吹嘘说近十年来没人敢到这两个保护区打猎。我向老局长求证，他撇了一下嘴巴，说：“哄人，去年才抓了两个。”

偷猎毕竟是有利可图的事情。2012年11月，景东森林公安曾抓获2名在哀牢山保护区持枪狩猎的偷猎者，两名在无量山保护区下套猎获赤麂、斑羚、林麝的偷猎者[5]；当年6月，管理区曾对无量山主峰背娃娃山一带进行了拉网式清理，缴回了各式钢丝套245个[7]。西黑冠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偷猎者一般不敢打它们的主意。但谁也不能保证就没有人铤而走险。

“偷猎现象时有发生，保护现状十分严峻。”老局长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凝重。

护林员：曾与熊搏斗的猎人

陶政坤今年40岁，在这儿当了14年的护林员，在当护林员之前，他是个猎人。

他自称是大寨子护林员当中最懂熊的一个，16岁就和熊打过架，后来又打死过好几头熊。在无量山的物种记录中，熊只有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这一种。但对于陶师傅来说，山上有大小四种熊——猎人区分熊的方式，竟然是看胆的成色。

后来，两山管理局招收护林员，这个要求对山林、动植物特别熟悉，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得上猎人或是采药者。陶政坤因此加入了护林员的队伍。

陶政坤在给我们讲熊的事儿。拍摄：Greeny

刚参加工作，陶政坤就接到了科研任务：长臂猿的习惯化。所谓习惯化，简单来说就是让动物熟悉人类。在自然条件下，敏捷的长臂猿不可能让人类靠近。但若不能近距离观察，后续研究就无法开展。所以，必须让它们对科研人员习惯化。

想要让动物接受你，最简单的方法是拿食物贿赂。陶师傅也这样做过，不过这个“投喂计划”很快就被制止了。投喂，的确能让动物更快的熟悉人类，但它会导致研究对象对人类产生依赖性并改变它们的食性。所以，无量山的研究者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通过长期的蹲守与长臂猿建立互信。于是，陶政坤和同事们长期蹲守在长臂猿的身边，经常好多天不下山。2000年，过年前他在山上连续蹲守多日，抽空回家杀年猪时才发现儿子已经出生三天了。

这样的过程很艰苦，但收获也是丰厚的。几年后，习惯化达成。护林员们说，长臂猿离他们最近的时候只有两三米，“拿手机都能拍清楚”。正是因为这份信任，陶政坤甚至看到过一次母长臂猿分娩。他说，小猿的头探出妈妈的下体之后，母猿会抬起灵活的脚，轻轻抓握住孩子防止它跌下树去——这个画面莫名的感人，可惜没有记录下来。

说到母猿和幼崽，陶政坤的大哥曾经碰到过一件奇事，在当地家喻户晓。

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陶政坤的大哥在山上射下了一只母长臂猿，靠近了发现，母猿带着崽子，双眼满是泪花，一只手指着小猿，另一只手左右摇摆，似乎在说“不要打我，我还有孩子。”在研究者的眼中，泪花和动作，可能只是巧合或是对疼痛的应激。但在他的眼中，这是个让人震撼的场景。他放过了长臂猿母子，还要求弟弟们绝对不能再打长臂猿——它们太像人类，杀死它们太残忍。多年以后，他出现了腹痛的症状，总说这是那一枪的报应。就在我们上山前的一个月，老猎人带着腹部的剧痛与世长辞。

陶政坤放弃打猎，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故事。如果只是禁止打猎，不给猎人活路，就不可能杜绝盗猎。他说，猎人打一只雉鸡能卖两三百块钱，打上一头熊更是发财了。护林员一个月固定工资虽然只有400块，但依旧觉得“生活可持续得多”。这些护林员如何维生？除工资之外，他家中还有一些山核桃，可以采果卖钱；再加上给保护区做劳力，也可以获得一些收入。此外，山上的研究者或是游客有时需雇佣向导，多的时候一个月还能付给他们1000多块钱的酬劳。相比之下，打猎的收入太不稳定了，还要冒犯法的风险。

“我想要一台相机。”这位护林员如此描述自己的理想，“这样就可以把我追踪到的动物拍给大家看，没有照片别人就不信我的话。可是我买不起。”

困局：发展还是保护？

采访期间，景东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洲对我们说：“景东山好水好，饿不死人，但也富不起来。景东经济不好，工业、旅游开发都很少，未尝不是好事。”他笑着说，“我们为人类保护了这片自然。”这话听起来怎么都像是自我安慰。

为了摆脱穷困，景东人也试图求助于长臂猿。他们希望借助长臂猿走高端旅游路线：在无量山西坡的大寨子接待科研者和最高端的游客，打出名声；在东坡开辟另一块区域，建立面向大众的高端旅游区域。可即使面对这样的计划，保护者们依旧充满犹豫，现任两山管理局局长谢有能在介绍这个开发计划时一再强调，他们不会让游客的数量超过环境能够容纳的量，毕竟在那么多名为“生态旅游”的破坏面前，他们无法不谨慎。

他们在这里守护着西黑冠长臂猿。这看起来是我国留住长臂猿这一大类动物最大的希望。它们比熊猫的还珍稀，但得到的关注却少很多。根据2011年的一项统计，这一物种的数量在缓慢的下降[3]。

也许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一个不小心，就再也不能在中国的自然中听到长臂猿的鸣唱。

希望这一天永远也别来到。